在成名的这两年中，余秀华依靠版税收入实现了个人经济独立。她坦言自己生活最大的变化除了坐飞机到处开会，还有便是有钱了。
“有些人觉得我是出名了，有钱了，抛弃了糟糠之夫，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舆论与我现在获得的自由相比，自由更重要。”
本文为《北京青年》周刊上海国际电影节现场报道之一。
6月18日，作为第二十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唯一入围的中国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在上海影城举行了亚洲首映礼。
两年前，一首名为《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歌红遍中国，伴随着公众的刷屏，作者余秀华从钟祥市石排镇横店村走进了全民的视线。
这部纪录片就是在彼时全国媒体疯狂地围堵她的报道风潮之后，将摄像机安静地架在诗人的家中，记录下她成名后的生活状态与变故——因为从小患有脑瘫疾病，余秀华被困在一段形同陌路的婚姻中，想通过离婚来重新掌控自己的命运，获得精神自由，却遭到全家人的强烈反对……
“真的是这样：当我最初想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时候，我选择了诗歌。因为我是脑瘫，一个字写出来也是非常吃力的，它要我用最大的力气保持身体平衡，并用最大力气左手压住右腕，才能把一个字扭扭曲曲地写出来。而在所有的文体里，诗歌是字数最少的一个，所以这也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情。”
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自序中，诗人余秀华如此写到，这本早先出版的诗选名亦是今次纪录片的片名。
摇摇晃晃是生活赋予余秀华的磨难，是一名脑瘫患者日常生活状态最逼真的写实。
成名后，面对蜂拥而至的媒体与崇拜者，“诗歌是什么？”是余秀华常常被问到的问题。
再没有什么比让诗人定义诗歌更无聊的了，“我不知道，也说不出来，不过是情绪在跳跃，或沉潜。不过是当心灵发出呼唤的时候，它以赤子的姿势到来，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
她给出的标准答案，句式的铺排让人很容易便联想到那句“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
在纪录片公映后的第二天清晨，余秀华坐在酒店的客房接受了我的专访，聊聊成名这两年生活的变化。
由于后遗症的影响，她习惯于侧偏着脑袋看人，语速不快很多时候还要面对舌头像被打结的磕巴，但这都无碍于她眨巴着眼睛见招拆招——昨天放映时，众人便已经领教到她的辩才，“从本质上，余秀华和英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可以说她们都在孤独中创作。”片中一位专家侃侃而谈。
镜头转到余秀华，“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落入了模仿和被拷贝的境地，是非常可悲的。狄金森是唯一的，而余秀华也是世界上唯一的。”电影仍旧放着，掌声从漆黑的放映厅某个角落响了起来，进而掌声雷动遍及全场。
在成名的这两年中，余秀华依靠版税收入实现了个人经济独立。她坦言自己生活最大的变化除了坐飞机到处开会，还有便是有钱了，“虽然钱不多，我以前出门口袋里从来不带任何零花钱，我会计算我买什么东西大概花多少钱，我都会计算得很准确，那时候我对钱没有任何概念。我现在对钱的概念就是越多越好。我觉得我们都是世俗中的人，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脱世俗而存在。”
而对于自己当选湖北钟祥市作协副主席的头衔，余秀华则一脸不以为然状，“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人物，作为一个小人物，你的生活无论怎么被放大，你还是一个小人物。地方作协就是民间组织，和政治没有关系，我们那个小小的县城就有15个副主席，轮不到我操心。”
不操作协的心,自己的心则不能不操。一个不惮于在诗歌中直白地抒写欲望的女人,自然不惮于在生活中追求自己的幸福。《摇摇晃晃的人间》以极大的篇幅记录了余秀华离婚的前前后后。
在片中，余秀华给身在外地的前夫打电话，干脆利索地说，“你今天回来（离婚）15万，明天回来10万。”多少显得有些冷酷——在她看来前夫是个是老实巴交的工人，没读过多少书，和她就像两个世界并行的列车，除了共同抚养的儿子便再没有了交集，更理解不了她整日托着腮帮神游万仞的精神世界。
一段彼此无爱亦都没有过错的结合，在中国广袤的底层社会充斥着太多这样的“搭伙过日子”。经济独立与成名让余秀华有了改变这一得过且过生活的底气。你这么问她，她并不完全认可。
“成名后第一天我接受采访的时候记者问我最想做的事是什么，我就说离婚，从来没有犹豫过，离婚对我来说是个喜事。有些人觉得我是出名了，有钱了，抛弃了糟糠之夫，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舆论与我现在获得的自由相比，自由更重要。”她笑嘻嘻地告诉我，继而正色道，“我原来的打算就是要等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再考虑离婚的事，但这婚终归是非离不可的。”
“所以，会顾及人言，顾及孩子的感受，你其实还是很传统的。”我说。
“我本来就很传统，不是我诗歌中出现过‘睡了’我就怎么样。我觉得这事是你们做了没说，我说了没做。”余秀华哈哈大笑，“婚姻就是扯淡，我应该不会扯第二个淡，但是命运在不停的变化，我也不知道命运怎么变。”
对话余秀华
作为名人需要被曝光，但他们总是很小心地遮挡自己的私生活，很少有人会像你一般在家里按一个摄像机，为什么会接受出演这样一部纪录片？
余秀华：纪录片大概是2015年的春天开始拍的，大概也是我刚刚成名的时候。我也不觉得这次是走到了幕前，因为这真的不是表演，我们在纪录片里没有任何设计，我当时想的就是你爱拍不拍，爱怎么拍就怎么拍，反正我无所谓。我觉得这是我的性格问题，很固执，并不是勇气，和勇气没有任何关系。
我和谁都爱开玩笑，有时候能开玩笑的地方全都被我开一遍，这一点也不稀奇，我有时候开玩笑是没有底线的，有时候玩笑开过头了也会得罪人。
与你诗歌的瑰丽奇绝相比，生活恐怕是庸常琐碎的，你怎么评价这部纪录片所展示的，你的生活情景？
余秀华：一开始我对这些都没有概念，拍的过程中也没有让我看过一些片段，我也不会去看，我觉得他们怎么拍是他们的作品，和我其实没有很大关系，我不在意这个。我觉得一个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能够展现出来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见不得人和需要隐藏的。
我现在一点都不神秘了，我觉得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一个诗人的生活状态怎么会和诗歌里表现的有这么大的落差，甚至是反差。但是他们以为的诗人好像都是很清新很高大上的，其实都不是，你进入到任何一个诗人的生活发现都是这样的，甚至还不如普通人的生活，正是因为诗人生活和心理需要的落差才能够形成诗歌。如果你的愿望能够很快的在生活里边实现，那么你的生活里就没有诗歌了。
你是这部纪录片的主角，并且有意愿让拍摄发生，但你怎么说服自己的亲人接受生活中凭空出现的摄像机？
余秀华：我妈妈没有特别抵触拍这个片子，她觉得自己的女儿能够出名是好事，所以从来不排斥记者。我儿子对任何记者的采访都不接受，他是学环境工程的。我觉得还是和年纪有关，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有人跟我开玩笑的时候我还会觉得很害羞，当我结婚生孩子以后，他们开玩笑就开不过我了，开玩笑还需要底线吗？我儿子是学理科的，他不懂我的诗歌我觉得挺好的，我也问他有没有读过我的诗，他说读不懂。我爸有时候看我写的诗的时候他还是很激动。我爸也是很浪漫的一个人，父亲骨子里的浪漫还是遗传了一点给我，不过我还是没有他那么浪漫。我爸真的是一个伟大的人，范俭的下一部片子可以去拍我爸。
成名对于你诗歌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会不会改变你之前诗歌的风格？
余秀华：我十年前开始写诗，写到今天刚好也差不多十年了，当时觉得日子一天一天晃过去了好像有点空虚，但是写了一个十几行二十几行的诗，虽然很小，但也是一个很完整的状态，慢慢会觉得我还是可以去完成一件事情的，心里会得到一点满足感，写诗为了填补生活的空虚。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独特的风格，我现在基本上我觉得没有什么风格，而且我觉得一个作家一旦形成一种风格，他的写作生涯基本上就结束了，这是不好的。
在我写作之前我没有看过多少诗歌作品，那时候仅仅知道有诗歌这种文学形式，不需要很长，我觉得适合我的书写，但是我真的没有看过多少诗歌，仅限于高中课本的诗歌给我的启迪。
我觉得欲望虽然很折磨人，但是欲望是一个人的生命力的体现，如果有一个人没有欲望我觉得他的生命就是在往下走的了。如果你还有欲望就会不断有新的生命状态。有欲望的生命是好的，没有的就不好。一个人有很大的欲望却得不到，这才可以形成诗歌，如果我的欲望很容易就被满足了，那么欲望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就消失了。我们说事件前和事件后的诗歌都是不一样的，事件前你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诗歌趋于激烈，事件后往往就很平和了。
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生活是第一位的，诗歌是永远靠后的，我不能为了诗歌去生活，这样就很傻。在诗歌上根本不存在一个人模仿另一个人，特别是生活方式，一个人的性格怎么可能被模仿，而且生活是参差百态的，你周围的环境不同，产生得到诗歌都不一样。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一个人对诗歌的看法，一个事件对他的影响，哪怕生活方式和我完全一样的一个人，诗歌也不可能一样。
过往你一直生活在一个地方，这两年的行走与郊游让你对世界的看法有何改变？日常生活中，除了写诗，你还有哪些娱乐？
余秀华：我真的觉得走了这么多地方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走了这么多城市都觉得千篇一律，让我觉得大海其实也不过如此。我觉得最好的地方还是横店村，这里是我休养生息的地方。因为我本身就生活在这里，我的同年少年青年到中年到现在都在这里，这是我的根。并不是我的诗歌在这里，是我的生活就在这里。
我基本上也会天天拿手机不停地刷屏。用手机去接受碎片化的信息，或者看电影。前几天看过一个电影叫《合租男女》，写来写去还是一个心灵鸡汤，所有的电视都是心灵鸡汤。我喜欢看鬼片或者恐怖片，经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文/ 王诤 摄影/ 王雅婷）
相关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