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爱是孙中山政治学说的其中一个核心思想，孙中山先生把博爱视为理想的最高境界和追求的最远目标之一，认为博爱是“人类宝筏，政治极则”，即“救世、救人、救国三者，其性质皆为博爱”。笔者崇尚孙中山博爱思想，现就其时代性、实践性作简要论述，谨供同志们商榷。
孙中山博爱思想的时代性
孙中山先生既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同时又是一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显然是孙中山先生从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那里接受过来的，但因其深受中国传统博爱观念的影响，将“博爱”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仁”加以糅合，使其博爱思想既带有中国传统道德“仁”的涵义，又包含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内涵，可见，孙中山博爱思想具有显著的时代性。
孙中山博爱思想糅合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孔子的“泛爱众”，墨子的“兼爱”，汉代董仲舒的“仁者所以爱人类也”，博爱观念在中国可谓由来已久。博爱，按照中国传统思想来解释，即所谓仁。孙中山先生说:“据余所见，仁之定义，诚如唐韩愈所云‘博爱之谓仁’，敢云适当。博爱云者，为公爱而非私爱，即如‘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之意，与夫爱父母、妻子者有别。以其所爱之大，非妇人之仁可比，故谓之博爱。能博爱，即可谓之仁。”孙中山先生提倡博爱，实质上是要唤起人们的仁爱良知，以建立一种人与人普遍互爱的关系，博爱人民，博爱人类。
孙中山博爱思想与建设和谐社会有共通之处。儒家的“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以爱人之心调和社会人际关系；墨家的“兼爱”，即爱一切人，不分阶级差别，都要同等地爱。这些博爱主张，体现了中国古代先人们对建设和谐社会的追求。孙中山先生在继承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的基础上，提倡通过道德的感化，使人们在互助与博爱的精神启迪下，努力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贫富的差别，促进人与人、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之间相爱与互助，实现人类的幸福和大同。孙中山先生力图以博爱思想建立的大同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其实质与建设和谐社会是相通的。
孙中山博爱思想的实践性
博爱是一种思想，一种理念，需要人们付诸行动来体现，孙中山先生本人一生都在努力不懈地实践。孙中山先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以“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及民众之利益”为己任，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无私奉献了一生；孙中山先生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博爱思想，使“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披其泽惠”，使其成为“人类之福音”。可见，孙中山博爱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孙中山博爱思想应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在中国，自古以来“仁义”就是衡量人们道德的准绳，但是，在商业充分发达、物欲横流的今天，不少人见利忘义，为金钱权欲急红了眼、打破了头，为追求物质金钱丢掉了起码的道德价值。由于经历了几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文化出现了断层，在面对市场经济浪潮冲击的时候，不少人理想信念破灭、生活目标迷失，我们的精神世界、道德价值体系受到了严重的侵蚀破坏。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人们不仅追求物质生活的提升，还需要精神道德的完善。我们大力宣扬孙中山博爱思想，以其作为行为准则，推动人与人之间建立平等、互助、互信、互利的和谐社会关系，这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社会资本。
社会上屡见爱心行动是孙中山博爱思想的体现。经过多年来的精神文明建设，随着生活的好转，人们感恩社会、回馈社会的意识日益增强，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公益活动、投身慈善事业：广东乐昌水灾中的“情义广州”活动，市民自发地为灾区捐赠粮油衣物并亲自送到村庄；冰雪灾害时大量义工到广州火车站送衣物和食品；汶川大地震无数的志愿者前往灾区参与救援工作，许多企业和市民捐钱捐物……。越来越多的NGO组织诞生：赵广军热线、格桑花、狮子会……。他们活跃于扶贫、助残、助学、救灾等领域，大爱无疆，大爱无言，无不体现孙中山先生的“拯斯民于水火”的博爱思想。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了爱心的回归，感受到博爱的力量。或许，这是大灾大难面前爱的自然流露；或许，这是感恩社会、回馈社会的朴素表达。然而，这却闪烁着实践博爱之光。
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人们也从对物质的追求开始转向精神方面的追求，然而，由于道德观的扭曲、信念的缺失，人们苦闷、迷惘。宣扬博爱精神，让它成为拨亮人们心灵的明灯，让人们回馈社会、关注公益，在社会服务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更好地践行孙中山博爱思想。让人们不仅要当好一名博爱精神的学习者和宣传者，还要当好博爱精神的实践者和创新者，让孙中山博爱思想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生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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